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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动的关键:欧洲三十年战争

历史变动的关键:欧洲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欧洲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战争之一,它蹂躏了整个中欧地区,令数百万人死亡,将城镇和村庄夷为平地,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三十年战争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也许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历史教科书上也很少提到它,但这场战争却被认为标志着欧洲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关键变动,对近代欧洲,包括德意志和法国版图的确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三十年战争是整个“宗教战争时代”的高潮,这个时代始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一直持续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变迁联系起来,著名的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变迁,以及被冠以“军事革命”的战争方式变革。政治学家往往认为三十年战争最后的和平安排标志着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那是一套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

彼得·威尔逊的著作《三十年战争史》,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内容不仅囊括了军事、政治方面,还涉及了文化、社会层面。威尔逊分析了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结构,对战争的前因后果做出了详细的分析,细致描绘了战争的进程,还分析了战争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阅读这本书,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新了解欧洲的历史。

1618年5月23日星期三,上午9点刚过,威勒姆·斯拉瓦塔(VilémSlavata)发现自己被挂在布拉格赫拉德恰尼城堡的窗户外。这位46岁的贵族此前从未遭遇这样的窘境。斯拉瓦塔是皇家政府的高层官员,现任波希米亚财政部长和高级法院的法官,在为统治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服务方面,有着出色的履历。由于他娶了女继承人露西娅·奥蒂莉娅(LuciaOttilia),他也是整个王国中最富有的人之一。

不久前,与他同样身居高位的同僚雅罗斯拉夫·波利塔·冯·马丁尼茨(JaroslavBoritavon Martinitz)被五名武装分子抓住了。马丁尼茨恳求他们为他找一位告解神父,但这徒然激怒了这群人,他们不由分说地把他头冲下从窗口推了出去。这时候,斯拉瓦塔正晃晃悠悠地挂在同一扇窗外,距离下面的水沟接近17米。屋里传来的阵阵怒吼声表明,不大可能有人能帮他。斯拉瓦塔突然感到有人用剑柄猛敲自己的手指。太疼了,他松了手,整个人跌下去,撞到下层的窗台上,头破血流。斯拉瓦塔跌下去后,袭击者们注意到了他的秘书菲利普·法布里修斯(Philipp Fabricius),后者正抱住袭击者中一个不那么可怕的人求情。但这帮人无视了他的求饶,他和上司一样也被扔出了窗外。

然而,结果有些出人意料。斯拉瓦塔正好落到了壕沟里,而马丁尼茨落在更远的地方。马丁尼茨蜿蜒爬行到他朋友的身边,在爬行的过程中,他被压在身下的自己的剑所伤——那些袭击者一时疏忽,没有摘下他的剑。有人从上面的窗户向他们射击,但马丁尼茨帮助恍惚的斯拉瓦塔站起来,一起逃向附近波希米亚书记官洛布科维茨(Lobkowitz)的宅邸,书记官没有出席这次被中断的会议。有两个人来追斯拉瓦塔和马丁尼茨,试图杀死他们,但洛布科维茨的妻子波吕克塞娜(Polyxena)把门锁上,并成功说服了这两人离开。

第二天,马丁尼茨越过边境逃亡到巴伐利亚,而斯拉瓦塔的伤势较重,无法马上离开,只能选择躲藏。法布里修斯从窗户落到地面,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安然无恙。他立即逃往维也纳——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中心,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向皇帝通风报信。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引发了波希米亚叛乱,被普遍认为是三十年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夺去了800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这场战争在德国和捷克历史上的地位类似于英国内战、西班牙内战和美国内战在这三国历史上的地位,也类似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在这两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带来民族创伤的决定性时刻,影响了其如何看待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后世很难理解这种规模的灾难,就像他们也很难将犹太人大屠杀理解为一个历史事件。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战争成了民族耻辱的象征,严重阻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导致了后来德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内部分裂和国力虚弱。

这些难题(Dubia)或不确定性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到帝国教会的直辖教会领地的命运。在1552年之前,作为公认的帝国政治体成员,大主教、主教和教长的领地基本上都没有被并入路德教会的领地教会财产。勃兰登堡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正准备合并三个主教辖区,但这是出于宗教改革前已有的长期领土野心。

更直接的威胁来自天主教徒。查理五世自己就吞并了乌得勒支,并声称对其现有领土附近的其他主教辖区拥有保护权,而法国占领了梅斯、图尔和凡尔登。考虑到帝国教会仍然包括3个选侯国、大约40个采邑大主教辖区和主教辖区,以及大约80个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整体损失相对较小。这些土地的天主教性质受到教会维持令的保护,但是费迪南德发布了独立的声明,允许这些地区的诸侯信奉路德宗。新教徒继续渗透进主教座堂圣职团,尤其是因为路德宗诸侯和贵族不准备放弃在帝国教会服务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优势。路德在16世纪40年代已经准备接受会有新教主教这种可能性,这为他们的野心提供了神学基础。

路德宗信徒认为,因为他们已经反对了教会维持令,所以教会维持令不是《奥格斯堡和约》的一部分,也无法阻止主教座堂圣职团选举出一个新教主教来。皇帝通过承认新教徒是教区长官(Diözesanadministrator)而非主教回避了这个难题。这些领地仍然是帝国教会的一部分,它们的统治者是作为诸侯而非神职人员来行使权利的。这防止了完全的世俗化,并保留了下一次选举可以重新选出天主教统治者的可能性。

这种想法也迎合了那些不想直接吞并这些土地的新教徒,因为吞并可能会使这些领地在帝国机构中不再有专门的代表权,勃兰登堡在16世纪合并了三个主教辖区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直到1582年后,事态才变得紧迫起来,因为落入新教管理下的教会领地的数量越来越多,开始威胁到帝国议会和其他机构中的天主教多数性了。

第二个不确定性涉及非直辖教会财产,这些财产在路德宗统治者的管辖权范围之内,但到1552年还没有纳入其领地教会。这类机构的地位在宗教改革前就经常引起争议,因为世俗统治者声称有权保护特定的宗教机构,或者分享它们的权利和收入。有时不清楚某个具体的修道院是非直辖的,还是实际上是帝国政治体——德意志南部一些修道院长在面临要被合并进符腾堡和其他路德宗领地的威胁时,就声称自己属于帝国政治体。1555年后改宗的统治者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但是仍然可以依靠《奥格斯堡和约》中止天主教主教对路德宗领地管辖权的条款,作为管理其领地上教会财产的依据。

第三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臣民的宗教自由。有路德宗少数派的天主教领地多于有天主教少数派的路德宗领地。因此很自然的是,天主教徒声称《奥格斯堡和约》中的这些条款是统治者驱逐异见者的专有特权,而路德宗信徒将其解释为意愿自由,他们的同宗教徒有权保持原有信仰或选择移民。16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天主教统治者试图通过将宗教一致性作为检测是否忠诚的标准,来阻止路德宗的传播。

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这些难题的讨论充斥在帝国政治之中,天主教徒和路德宗信徒在每次帝国议会上都发表了长篇大论的陈情表(Gravamina),即他们对《奥格斯堡和约》的解释的法律论据。这三个难题都触及了物质和个人利益,但是复杂的争论掩盖了根本的问题:《奥格斯堡和约》给了路德宗法律上的平等,但却使天主教徒在政治上处于多数地位。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帝国司法系统既不能脱离其政治结构,也无法满足《奥格斯堡和约》的期望,解决所有宗教争端。最高法院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提出了宪法上的问题,让人质疑最高权威究竟位于何处。没有人想把事情提交给教宗,因为就连天主教徒也质疑他对帝国的法律和政治管辖权。而日耳曼自由的想法使得通过皇帝来解决问题也很困难。人们认为皇帝是裁决者,而不是立法者。

《奥格斯堡和约》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教会维持令和费迪南德的宣言——被反对者攻击为只是皇帝专断的命令,而非帝国议会中所有党派自由谈判形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皇帝能否平息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诸侯中的地位。费迪南德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都努力形成一个温和的共同基础,但是难以捉摸的鲁道夫二世在1576年继位后,却任由这种共同基础被一点点侵蚀。

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新教和天主教的不同立场很早就出现了,当《奥格斯堡和约》刚刚签订时,人们已经很清楚其中各种含糊其词的地方了。因此,虽然标准阐释认为1559—1618年间双方观点逐步两极分化,但这没有什么依据。相反,温和派和好斗派的观点同时存在于对立双方,根据具体个体和更大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两种观点时不时各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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